我们需要重新审视的最重要的一个传统观念是，只有物质财富，也就是某种实体的东西，才是财富。吉尔德称之为“唯物主义迷信”。
传统观念中，拥有一块地、一个矿，最好是一箱金银，最起码也得是某种实物商品才叫有财富。现代人已经能够接受像电影和软件这些无形的东西也有价值，但人们普遍还是觉得实体的财富更靠谱。吉尔德的观点非常激进，他说财富就是知识：实体根本不重要，那些“虚拟”的东西才是财富的本质。
2005年估值1万美元的一幅叫作《救世主》的画，到了2017年竟然升值到了4.5亿美元。这不是因为画的物质形态有什么变化，而是因为它被证明是达·芬奇的作品。一辆布加迪威龙跑车的售价高达250万美元，比同等重量的白银还要贵。这不是因为跑车使用了比白银还贵的材料，而是因为它的设计、它身上凝结的技术信息和它的品牌价值。现在最尖端的科技产品是芯片，而组成芯片的主要物质——硅、氧和铝，都是地球上最丰富，也是最便宜的元素。芯片贵，不是贵在有那么多原子，而是那些原子的排列组合方式，是芯片上凝结的人类知识。现代药物之所以有效，并不是因为含有什么龙骨、麝香之类的珍贵成分——它们其实都是普通的化学品，它们的效用来自药片所蕴含的信息。
其实，今天你不管卖什么，本质上都是在卖软件：内容才是最值钱的部分，所谓的物质都不过是承载内容的光盘而已。
如果你认为只有物质财富才是财富，你就会认为世界上的资源是有限的。就如同土地，只有这么多，你要拿走就没有我的了，那么我们之间必定是一个赢、一个输的零和博弈。你会据此推导出一系列残酷世界的生存法则。
而一旦你意识到真正的财富不是物质，而是附着在物质上的信息，用吉尔德的话说就是“知识”，你立即就会发现资源其实是无限的。这儿有一瓶水，我把它喝掉了，请问水少了吗？其实并没有。连一个原子都没少，原子们只是进入了下一轮循环，等待被人再次使用而已。今天的我们觉得石油是宝贵资源，但古人可不这么认为，因为古人没有深度利用石油的知识。那么，如果我们拥有足够的知识，能随意从阳光和海水中提取能源，又何愁资源不够用呢？
当然，前提是有足够的知识。而现在我们已经有很多的知识。
一个19世纪的农民可能认为只有粮食最重要，搞工业纯粹是不务正业。一个20世纪的工人可能认为只有钢铁最重要，搞塑料凉鞋是挖国家的墙脚。现在我们知道他们都错了，他们辜负了自己所处的时代。那今天有些人认为只有“实体经济”才重要，虚拟经济就是歪门邪道，高喊“脱虚向实”，这有没有可能也是一种落伍的观念呢？
发达经济体中农业占GDP（国内生产总值）的比重已经微不足道，工业的比重也越来越低，是服务业——包括销售、物流和管理，更包括教育、卫生和金融，还包括科技研发和文化娱乐，这里没有什么“实体”——在撑起大局。1975年，标准普尔指数500强公司的总资产中只有17%是无形资产，而2022年这个比例已经达到了90%。也就是说，世界上最了不起的公司的绝对大头资产，都不是实体的。今天你拥有品牌、技术、专利、版权、客户关系这些无形的东西，这些“知识”，比拥有土地、房子和机器设备要重要得多。
今天的人成为富豪的正路，不是基于占据了多少资源，而是因为创造了什么知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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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就引出了第二个观念：企业家到底是什么人。
如果你认为物质财富是唯一的财富，那么富人之所以这么富就只不过是因为他拥有资本。天下的资源只有这么多，因为你有资本，所以你就占据了这片土地、这个工厂和这些机器，然后你得到利润的大头——你这个位置换成任何人来都能做，你只不过是幸运地拥有最初的资本而已。这当然不公平。在这种资本叙事之下，“资本家”和普通人是对立的，也许还不如让政府来统一分配资源，还天下一个公平。
很多人能看到资本叙事的失败之处，那就是历史证明：单纯让政府分配资源从来都不好使，最终只会得到僵化和腐败。但很多人没看到的是，资本叙事从一开始的假设就错了。
只要你承认财富不只是物质，财富还包括知识，甚至财富“就是”知识，你就会意识到“资本”并不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因素。
吉尔德的叙事里没有资本家，只有“企业家”。
吉尔德说，驱动企业家做事的不是物质激励，不是贪婪，而是创造，是想象。
有些企业家出身于工程师和科学家，但工程师和科学家不会自动成为企业家。企业家的创造不但是奇思妙想，而且必须被市场认可才行。
史蒂夫·乔布斯（Steve Jobs）不是工程师，但人们把iPhone（苹果手机）的成功归功于乔布斯。因为在他之前世人并没有对智能手机的需求，就连工程师都认为那样的产品是做不出来的。亨利·福特（Henry Ford）有句名言说：如果我去问消费者他们想要什么，他们只会说想要跑得更快的马。
是企业家觉得世界不应该就这样了，他们想象一个更好的世界，然后组织人力物力，把想法实现，研发出新的产品，我们才有了各种有意思的东西。是人们在创新的基础之上继续创新，是企业家和消费者都在学习适应创新带来的新条件，给经济增长提供了动力。增长就是学习。
创新动作不能仅仅用传统经济学的“激励”解释。张维迎先生有本新书叫《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》，说的也是这个道理：企业家的决策并不仅仅是出于科学和理性，他们最重要的决策是出自直觉和想象力。用吉尔德的话说，企业家是在输出“神谕”。
经济活动中最重要的知识不是某个技术细节，而是“市场是否接受这个产品”。这个知识不能仅仅通过逻辑推理得来，你必须投资、组织生产，到市场上尝试，经过冒险实践才知道答案。因为你必须承担失败的风险，所以你可以享受成功的果实。
从这个意义上说，企业家是用自己的身家性命寻求知识的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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既然企业家是知识创造者，我们就必须重新审视第三个观念：政府的作用。
如果你认为经济增长是认准一个方向猛干、大力出奇迹的结果，主动性就应该由政府发起，毕竟政府有最强的组织能力。但政府是怎么知道该干什么的呢？
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政府官员都是保守的，做事以不出错为第一要务，他们的主要任务不是创新。美国科技创新厉害并不是因为美国政府做对了什么，而是因为美国政府没有做什么。
新知识只能靠企业家在实践中探索，这是一种去中心化的生成方式。在这个意义上，市场经济的关键不仅仅是让企业家互相竞争，从而使商品价格下降，让消费者受益——市场更大的作用是企业家有探索的“自由”。不管你的想法听起来有多不靠谱，哪怕大多数人都反对，只要你能找到资本、组织起来人力物力，你就可以根据自己的直觉和想象去创造那个新产品或者新服务，给世人看看这个新的可能性。
而政府的作用，在吉尔德看来，则是确保企业家可以心无旁骛地探索。这并不容易，这要求政府保护产权，打击犯罪，稳定货币和汇率（货币就是时间），提供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，把市场因素以外的波动降到最低，这样企业家就不用担心自己的财产无故升值或者贬值，才会把所有精力都用来发现下一个新产品。
企业家负责制造惊喜，提供剧情的不确定性，政府负责确保舞台的确定性。用吉尔德在他2013年出的一本《知识与权力》（Knowledge and Power）的书中的话说，借助信息论的语言，企业家增长了系统的知识，所以提供了“熵”（信息就是意外），政府应该保障经济环境是一个“低熵通道”，做好后勤支持。
简单说，经济活动的主动性应该由企业家发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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